首页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第二节 民族性与国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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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的民俗学思想和欧洲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东渐密切相关。赫尔德是欧洲近代民族主义特别是文化民族主义之父,所以受其影响的周作人也参与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兴起过程中学界对于民族性与国民性的讨论[50]。这些民族性和国民性的讨论又牵涉到赫尔德对于民族精神、国民性的阐释。和德国近代民俗学的兴起与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分不开一致,中国民俗学的兴起也与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思潮分不开。本节我们在一个围绕赫尔德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入华历史语境的探求中可窥知周作人之对民俗学、国民性、民族性感兴趣的时代思想背景。

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在哲学与历史思想上之表现经何炳松(1890—1946)先生介绍入华。何炳松在1930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通史新义》一书,介绍西方的现代史学[51]。在该书第十七章《各类历史联合之必要》的第一节讲历史研究中的“静的研究——事实之连锁、孟德斯鸠、德国派——习惯之共通性、集合行动之共通性”中特别提到“必要连锁之观念实倡于德国之海尔得尔(Herder),其形式为半含玄学性之哲学”,但“同时又杂以一种半含玄学性质民族精神(Volksgeist)观念,借以说明同一民族各种活动之共通性。”[52] 据此,我们知道何炳松注意到赫尔德的历史哲学思想注意历史事实的必要连锁,同时还了解赫尔德的民族精神观念,用于说明一个民族各种活动的共通性。

图六十七 何炳松

但是,何炳松没有特别留意赫尔德关于语言对民族身份认同的强调,也没有将赫尔德有关民族的思想背景揭示出来。另,德文Volks也有国民、民众之意,Volksgeist亦可指国民精神、民众精神。何炳松并未曾留学德国,却在1912年至1916年先后留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威斯康星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学习西方现代史学和政治经济学,所以他对于赫尔德的了解来源于他在美国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全面,也未能注意赫尔德思想的深刻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