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国民性的讨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对于民间、民俗的重视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崩溃，使得人们开始关注下层和民间生活。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随着清政府的灭亡，附属于它的传统精英文化也受到怀疑，因而一些学者比如胡适和陈独秀、周作人等开始寻找保留在民间的文化，将农民阶层语言和传统理想化，寻找传统文化史上不被重视的民间因素[78]。另一方面，周作人在日本受到日本强势文化的一些刺激，可能引发了他研究中国民族特性的兴趣。而这种兴趣则通过他对欧洲文学的了解接触到了赫尔德的主张和思想，从而使得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因素被引入其著述之中。
而近代中国学者笔下一些常见的用语如民族性、国民性、民族精神等可能均受赫尔德思想影响，大多数情况是通过日本学术转折入华，偶尔也有如何炳松等直接介绍入华。周作人在晚年所写的《知堂回想录》中，承认自己早年刚到日本时是民族革命的一信徒，信奉民族主义思想。并认为民族主义必含有复古思想，反对清朝，但觉得清朝以前或者元朝以前中华未被胡族统治前差不多都是好的[79]。他并得出结论日本在第一次明治维新时是竭力挣扎学德国[80]。而当时明治年间日本这种学习德国的氛围竟然影响到他，从而使他的撰述中出现了赫尔德的思想。
[1] 其著述具体体现在吴平、邱明一编：《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周作人对民俗学的贡献，见吴平撰编后记，410～423页。有关研究见钱理群：《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北京，中华书局，2004，第五讲《民俗学研究与国民性的考察》。有关中国20世纪初起的民间文学运动，可参考户晓辉：《现代性于民间文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洪长泰著、董晓萍译《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Going to the People：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1918-1937），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赵世瑜：《眼光向下的大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钟敬文：《钟敬文自选集——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这些著作多数都提到周作人的民俗学研究及其接受的西方与日本学术影响，但未讨论到赫尔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