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也就是清廷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的那一年，清末的重要刊物《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论中国种族》一文，强调包括满汉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融合为一体（也称为“中国民族”）既是现实需要，也是古来的民族传统。文章指出，“太古人民，实分多族矣。然统一既久，血统混合，虽欲不谓之同族，不可得也。古今事势变迁，何可胜道，岂独人种一端哉？！”文章还详细论述了中国历史上各族不断融合的事实，声言“今人动言中国民族皆黄帝子孙，此殊不确。黄帝以前，中国已有人类……民族之融合，固自然而然也。……夏也，汉也，唐也，皆无数民族统合之总称。大国固应如是也。夫惟大国，故能容纳各族”。作者因此批评当时“斤斤持满汉分界之谬见”的人为“无识者流”，是“外视同国之人以自弱”。[120]此文作者胡炳熊，广东高要人，为清末我国研究边疆民族问题的先驱人物。宣统年间，他曾著《藏事举要》一书，民国时期还出版过《南洋华侨殖民伟人传》。胡炳熊在20世纪初年关于中国各民族一体融合关系的见解，实在并不下于当时及日后抵制革命的改良派首领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或有过之。
1906年，出国考察宪政归来的满族大员端方，向朝廷奏上一份《请平满汉畛域密摺》，强调欧美各国因国内种族、民族关系不同而强弱有别，“苟合两民族以上而成一国者，非先靖内讧，其国万不足以图强；而欲绝内讧之根株，惟有使诸族相忘，混成一体”[121]。次年7月31日，他又向朝廷代奏李鸿才“条陈化满汉畛域办法八条折”，认为“宪政之基在弭隐患，满汉之界宜归大同”。所谓“隐患”，即指“藉辞满汉”问题而鼓动的革命。奏折强调，“欲弭此患，莫若令满汉大同，消弭名称，浑融畛域。明示天下无重满轻汉之心，见诸事实，而不托诸空言”。其具体办法则有“切实推行满汉通婚”“删除满汉分缺”等[122]。此折上达之后，清廷于8月10日特谕“内外各衙门妥议化除满汉畛域切实办法”。仅据《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一书所收录，到1908年4月，就有各种专题奏折20余通上达朝廷，这还不包括涉及这一问题的其他奏折在内。上折者中，满族4人，蒙古族1人，汉族12人。满族人端方和志锐对此问题格外关注，各上奏二折。这些奏折，或对前述折子中的内容进行补充，将其具体化，或提出“撤旗”、立法等新建议。如主张立法者就认为，不能只从形式上，更应从精神上消除种族界限，实行宪政立法，而且认为这正是其根本所在：“夫法也者，所以齐不一而使之一也，必令一国人民，无论何族，均受治于同等法制之下，权利义务悉合其宜，自无内讧之患。”[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