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国号的正式确立，进一步增强了国人对于“中华”一词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的认同感，使得人们在考虑国家和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确立各类组织和事物名称的时候，往往喜欢使用“中华”字样和符号，来表示其民族特色、国家身份或全国全民性质，实现某种整合意义上的概括。这从民国建立后，成千上万以“中华”命名的组织和事物名称蜂拥而至中，即可见一斑。如民国初年，这类组织机构中就有中华书局、中华职业教育社、《大中华》报、中华革命党、中华银行、中华艺社、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足球联合会、中华工业协会等，不胜枚举。此种用语习惯及其运思导向，成为此期及以后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一词或概念能够应运而生、逐渐流行和传播开来的重要语言因素。而这种情况，在清末时还是未曾完全形成的。[51]
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最早在具有各民族相对平等融合（至少在政治经济方面）之整体意义上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历史资料，正是出现在辛亥革命胜利和民国建立之初。前面，我们曾提及“中华民族大同会”，该会的消息，曾在当时《民立报》和《申报》等著名报刊上广泛刊载，传播很广。其所谓“中华民族”本身虽还未必是一个固定名词，但由于汉语构词的特殊性，它至少在形式上，一定程度也能起到那种民族一体性的传播效果。另外，前文还曾提到，1912年袁世凯、商务印书馆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以及1913年年初部分蒙古王公，也都使用过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一词。此外，在《申报》中，笔者也曾见到现代“中华民族”一词的多处使用。不妨略举一例。如1914年3月9日，《申报》上就有人曾从政党、国家政府与中华民族的关系角度来使用该词，强调“政府者，我中华民族共有之机关也；党人者，我中华民族个中之分子也。以个中之分子扶共有之机关，实国民应尽之义务；以共有之机关包容一二个中之分子，亦天理人心之所至”，认为二者只有齐心协力，中华民族才有前途可言。[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