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国内民族融合的实际效果而言，辛亥革命胜利和民国建立的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不错，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建立民国，的确暂时引发或一度刺激了一部分蒙古王公和藏族等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分裂行径，如1911年12月1日，一小撮蒙古王公就在沙俄的指使下，就成立了以哲布尊丹巴为“大汗”的所谓“大蒙古帝国”，西藏与内地的关系这时也趋于紧张。[34]此种情况的出现，不能说与部分革命党人此前狭隘的民族主义态度，以及武昌起义爆发后少数地区短暂过激的行为毫无关联。不过就其根本而言，它们却是当时的纷乱形势和俄、英等帝国主义从中直接策动挑唆的结果。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此种暂时出现的分裂局势所引发的前景忧患，恰恰又成为革命党人、民初政要和各族有识之士放弃狭隘民族意识，生发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直接动因。历史的辩证法效应，就是这样体现出来。
以蒙古问题为例。“大蒙古帝国”宣布成立后，其一系列分裂行径随即遭到国内和蒙古族内人民的强烈反对。1912年年底至1913年年初，哲里木盟10旗王公和内蒙古西部22部34旗王公，就分别在长春和旧绥城（今呼和浩特）举行了东、西蒙古王公会议，商讨赞成五族共和，反对外蒙古“独立”等事宜。在1913年年初的西蒙古王公会议上，王公们还一致决议“联合东盟，反对库伦”，并通电声明：“蒙古疆域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为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35]这大概是在政治文告中，第一次由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共同议决，宣告中国少数民族同属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了。[36]
这里，“中华民族”一词极具象征意义的使用，就笔者所了解的资料来看，还当属于现代“中华民族”概念较早被使用的例证之一。法国汉学家巴斯蒂较早研究指出，作为民国总统的袁世凯，曾“率先用‘中华民族’的名称来涵盖（中国）境内所有民族”[37]，而袁的这一较早使用，也恰恰是发生在应对此次外蒙古分裂行径的过程中。不过，巴斯蒂并没有提到此事发生的具体时间。追踪她所引录的《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写道：“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38]这一“中华民族”的现代认同现象，无疑是耐人寻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