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爆发，与清政府的斗争之初步胜利及其对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忧虑，促使革命党人特别是领袖人物迅速实现从“造反者”到建设者和执政者的角色转变，他们很快抛弃了“排满”的种族革命方略，而全力贯注于实现民族平等与融合的事业。而具有现代“民族国家”形式的中华民国之建立，特别是“五族共和”政治原则的公然宣布和毅然实行，又使各族人民在政治上开始成为平等的“国民”，实现了法律上平等的联合，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一下子摆脱了受民族歧视和压迫的地位，心态也趋于平衡。凡此种种，都有助于增强汉族与各民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意识，从而有力地激发出人们追求国家更加强大，民族进一步凝聚融和为一大紧密共同体的强烈愿望。
实际上，早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夕，革命党人内部就已经开始酝酿一种“五族共和”思想，至少此种思想成为一种潜流较早就已经存在，尽管一开始并不十分明晰。如1908年，《民报》第19号上刊登一篇《仇一姓不仇一族论》的文章，就较为详细地说明了这一观念。该文认为，倾覆“阶级甚严”的“满洲旧制”，推倒搞民族压迫的爱新觉罗皇室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共和民国，是“破列强之势力范围”的必然需要。而“新政府既成立，方当首为谋生聚教训之方，俾无一夫之不获。夫战争之起，皆由两不平所致，今既无不平之事，又何至酿为种族之战耶？俟其渐濡文化，取污染而胥涤除之，则其智识必视此日为发达，而知屈伏于一姓为辱已，甚而与我汉族同生息于共和政体之下为致足乐矣。”强调：“今日之言调和主义者，日日言大同，日日言满汉平等，自吾观之，则此恶政府一日不去，其所谓大同平等者，姑置不言可也”。[2]这实际上等于预测了革命之后各族“共和”的必然结局，只不过与杨度等立宪派主张“五族大同”的路径有异，认为革命乃实现“五族共和”的前提条件罢了。另外，该文也尚未明确提及“五族”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