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对“中华民族”观念的阐发和影响，也很值得关注。同孙中山主要从当下情势出发立论的政治家风格有别，作为学术界、思想界、舆论界代表人物的梁启超，他此期对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弘扬，采取的则是一种历史研究的学术方式。20年代最初两年，他重新唤起清末时研究民族问题的兴趣，开始专门探讨起中华民族史问题来。1922年春夏间，他在清华及北京高师发表有关演讲，并最终形成《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成为日后被人反复引述的中华民族研究史上的经典之作。1922年至1923年，该文曾分别以《中华民族之研究》为题（包括《中华民族之成分》等内容），部分在著名的《地学杂志》上连载，并被《东北文化月报》等转录。[110]在此文中，梁启超毫不含糊地响应了孙中山的“号召”——放弃以“汉族”作为各民族一体化的“自尊自大之名称”，直接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一新符号。不过，他的这一符号里仍明显遗留了从文化上“同化”各民族成员的大汉族主义倾向。只是由于他一则专注于历史问题，一则又强调所谓“民族意识”在现代民族认同中的重要性，故其中华民族观念的这一不足面向，容易得到某种遮盖。
梁启超对“民族意识”的强调，基于他对民族与种族、民族与国民不同内涵的新认识。在他看来：“民族与种族异。种族为人种学研究之对象，以骨骼及其他生理上之区别为标识……民族与国民异。国民为法律学研究之对象，以同居一地域有一定国籍之区别为标识……血缘、语言、信仰，皆为民族成立之有力条件，然断不能以此三者之分致，径指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