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复兴”论迅速达到**，随即流行于整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其中，国民党、国社党对这一话语和思潮的流播，起到某种倡导作用，而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刺激，则成为其直接的动因。
在近代中国，除国民党之外，最热心于“中华民族复兴”论的政党，莫过于中国国家社会党了。该党诞生于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后不久的1932年，它甫一成立，就创办了著名的《再生》杂志，以再造中华民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为己任。其创刊号中所发表的《我们所要说的话》，1938年直接成为《中国国家社会党宣言》。这是一个完全以“中华民族复兴”为理论宗旨，全面体现国社党思想主张的政纲。该党的创始人张君劢、张东荪等，均为昔日“研究系”的骨干，1947年，它与另一由“研究系”发展而来的政党“民主宪政党”合并，共同组成“中国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在该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仍然表示“本党同人不得不大声疾呼民族复兴，而民族之复兴，首莫重于道德之复兴”。[100]但其在建国思想上，却又有别于国共。它希望通过“修正的民主政治”，“国家计划的经济”，铲除官僚资本、进行恰当的土地改革，实施普及教育、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等政策，在国共之间、美苏之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走出一条独特的中间道路，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101]“九一八”之后，作为始终高揭“中华民族复兴”旗帜、长期介于国共之间的中间党派的典型，国社党的有关论说，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高涨，也体现了这一思潮的思想高度、精神强度和时代品格。
显而易见，作为一种时代思潮，“中华民族复兴”论的发生和演化，与民国各政党诉求之间的彼此互动，是长期存在的，也可以说它不得不打上了民国政党话语政治的深深印记。但与此同时，民国时期的“中华民族复兴”论又有超越“政党”政治的重要面向，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它是那样的众说纷纭、复杂多彩，凝聚着亿万国人渴望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民族独立、解放和富强的奋斗意志与生存信念。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华民族复兴”论的广泛流播，又可谓是那个时代的国人需要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心理和精神祈望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