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中华民族复兴”论真正成为一种流行全国的强势话语，是在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尤其是在日本入侵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之后。它与民族危机的空前扩大和深化，与蒋介石国民党利用国家舆论工具进行强力宣传密切相关。不过1931年以前，其影响力和传播范围仍然有限，对于国民党来说，它主要是右派人士进行“分共”和蒋介石政权配合“剿共”、建立自身政权与统治合法性的动员手段和精神武器，也就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九一八”之后，其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实现民族自救的政治意图和文化功能，才逐渐增强，至全面抗战爆发，其抗战意图、救亡诉求及其功能更加凸显和强化起来，并真正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这也是它在抗战时期得以广泛流行的根本原因。
在“中华民族复兴”论最初成为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戴季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孙中山逝世后的1925年夏，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书，将孙中山1924年年初的“三民主义”演讲中有关“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以及赞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价值的一些言论，大加发挥，极力强调文化自信力的恢复发扬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意义，认定孙中山乃是“孔子以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三民主义“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等等。他在书中或借助孙中山的口头“告诫”，或通过阐述对三民主义与国民革命的理解，来警醒国民党人：
我们要复兴中国民族，先要复兴中国民族文化的自信力，要有了这一个自信力，才能够辨别是非，才能认清国家和民族的利害，才能够为世界的改造而尽力。
先生的国民革命，是立脚在中国国民文化的复兴上面，是中国国民创造力的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