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抗战前后的“中华民族”观念和大民族的整体认同问题，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指出，那就是在国民政府内部及其所影响的学者中间，虽然早就有人感觉到国内各具体民族单位与整个全民族共同体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之间难免有“矛盾”，认为这有碍于全民族进一步的一体性融合。但一开始，人们也并不都是从考虑调整各具体民族单位的“民族”称谓这一个角度着眼，有的恰恰是从相反的方向致思的。也就说，有一部分人曾直接或间接地尝试去调整各民族共同体的整体称谓，如自觉将“中华民族”改称“中华国族”，或更确切地说，将“中华国族”与“中华民族”配合起来、相间使用。毋庸置疑，这后者同样属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及其认同问题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是努力路径有所差异罢了。在这方面，以孙中山之子孙科为代表的部分国民党大员及其有关“立宪”活动，或许应当引起研究者格外多一点的关注。因为它迄今为止不仅长期被学界所忽略，而且同时还涉及今人所关心的“中华民族”概念入宪的有关问题。[91]
在讨论孙科等人将“中华国族”入宪的尝试之前，有必要先简单考察一下“中华国族”一词和概念在民国时期的传播、运用情形及其内涵。
受孙中山思想的直接影响，1924年后特别是1928年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后，“国族”一词在中国的使用逐渐增多，“中华国族”一词和概念也已开始出现。尽管“国族”一词运用于当时的中国人整体指的自然就是“中华国族”，但“中华国族”作为一个正式的词汇和概念，其出现还是要较“国族”略晚，并且实际的使用也要少得多。笔者查阅《申报》数据库得知，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该报似乎仅两次使用过“中华国族”：一是1928年4月2日，江苏大学民众教育学校的开学典礼上，其中一副对联里曾有使用。该对联为“造中华国族新生命，放世界人类大光明”。[92]二是1930年1月，国民政府蒙藏会议期间，《申报》的有关报道中曾有使用。一篇题为《蒙藏会议提案标准》的“要闻”报道写道：“本会议一切提案，均应尊奉总理遗教、及本党历次宣言决议案，以扶植蒙藏民族，使之能自决自治，与国内各民族实行团结，为整个的大中华国族为目的。”[93]如果说，1928年那副对联中的“中华国族”含义还难以确切把握，尚无法确认其如何看待构成“中华国族”的国内各民族之身份，那么1930年的“中华国族”用法，则显然以明确承认国内各民族的“民族”身份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