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学者不断发现，在古代汉语里，“民族”一词虽不常见，却也并非无有。其所举出的最早例证，现已上溯至《南齐书》之《高逸传·顾欢传》和唐人李荃《太白阴经》中的有关使用[82]。2004年，民族学者郝时远先生更是一气举出十个例证，强调这些用例“足以证明‘民族’一词确属中国古代汉语的名词”。[83]不过，细心研究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古代中国各“民族”用例，还是不难察知，其内涵不仅十分不确定，混杂多义，而且很多时候也多是表示“民之族属”和“民之族类”的一般分类含义，与“族类”一词相当，词语固定化程度远不如“宗族”“家族”。实际上，古人在表达相关含义时，更习惯使用的词汇，还是单音节词“族”。
总的说来，“民族”一词在古代中国使用不多，多系不确指的分类泛称，并不能与某个具体民族连结起来组成“某某民族”之说。甚至连“某某族”这一类的构词，在中国古代也似乎不很流行。这当是其固定化和概念化程度严重不足的证据。情况开始出现某种值得注意的变化，还是在晚清初期。笔者发现，其最早的变化，可能与19世纪重新到来的西方民族的接触和文化碰撞，具有一定的历史关联。因为正是在德国早期来华传教士郭士立19世纪30年代所编撰的中文杂志和著作里，我们较早见到了“某某民族”这样的“民族”双音节词之固定化、概念化程度较高的用法，以及“某某族类”和“某某族”这类构词的大量出现。前者的例子，笔者多年前曾举出一个，并得到学界同行的关注，它是：
昔以色列民族如行陆路渡约耳旦河也，正渡之际，皇上帝尔主宰令水涸，犹干江海（亦）然，则普天下之民认皇上帝之全能，且尔恒敬畏之也。[84]
近年来在查阅郭实腊的其他中文书籍时，笔者又曾见到另外的用例，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