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现代汉语中“民族”一词和概念流行开来,应当说主要还是得益于日本汉字新词对译西文的用法。该词从日本正式传入中国,开始于戊戌维新时期的《时务报》,更大规模的传播,则是在20世纪初年。笔者以为,1896年11月15日,《时务报》的“东文报译”栏登载《土耳其论》一文,其中对“民族”一词的使用,似可以看作日本现代“民族”概念在中国正式传播的嚆矢,以后这样的传播接续不断。该栏目的主持人和翻译者,乃是从日本请来的汉学家古城贞吉。文中写道:
彼(指当时的土耳其人——引者)独知战斗,而不解政治,长于武断,而疏于文事。故能征服各国,同兹宗教。然古国民族,不知统御之道,只赖同种族同宗教为倚信,且所奉教旨,峻猛严厉,绝少变通,不留余地,故西欧文物之进,不能容焉。然其所治诸民族,已为西欧文物感化,而不受其羁縻。近今世纪间,倡自主之论,不胜枚举,而国民亦欲助成之。乃土人懵焉无知,拘泥故辙,于是乎有希腊国独立焉,有罗马尼塞尔维为自主之邦焉……
土耳其帝国所治民族,一曰土耳其人,二曰阿拉比亚人,三曰希腊人,四曰亚儿米尼亚人,五曰是拉母人,六曰亚儿把尼亚人。此六民族,其最要者也……[91]
从上述引文可知,这里的“民族”既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也是具有独立建国的自主权利之政治共同体。作者并由此提醒读者,那种单靠传统的种族和宗教同一性力量,也即历史文化意义上的传统民族治理方法,实在是不懂(现代)政治统御之道的表现,它根本无法阻止境内各民族的独立建国之势,因而也就最终难逃自身分崩离析的厄运。这个被当时欧洲人称之为“病夫之国”的土耳其,其民族在近代的悲惨命运之历史警示,连同现代意义的“民族”概念本身,就这样被带给了以梁启超、章太炎等为代表的那批中国高度敏感、危机意识极强的维新思想家和革命启蒙者们,从而迅速地被他们所了解、所熟悉,并自觉运用到救亡图存、变法革命的民族运动洪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