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果然是多事之秋，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内外信息，日记的主人们各自的反应因人而异。文渊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外务部尚书、会办大臣那桐的兼职名衔越来越多，每日记事却一如既往的简略，看戏应酬之类的活动多于从公要事，对于天大的政事也只是轻描淡写。三月三十日（4月28日），革命党在广州发难的消息传到北京，那桐的反应是，“今接电粤东匪党起事，焚毁督署，伤毙卫兵，幸当时捕获数十名，安静如常”。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大清王朝200余年经历过的无数风波事变的又一次，不必大惊小怪。四月十日（5月8日），内阁成立，那桐被授为内阁协理大臣，所记只是裁去外务部会办大臣一事。[24]与那桐同时为内阁协理大臣的徐世昌，每日所记更如流水账，入直、回寓、办公、会客、看书、写字、应酬等，日复一日。其实际的行事远不能以日记为断，平静如水之下，不知隐伏着多少军国大事和朝局政争的漩流暗潮。
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荣庆（1859—1917年，字华卿，号实夫，蒙古正黄旗人，光绪五年中举，九年贡士，入翰林院）于除夕夜阖家行过辞岁礼，又有30余位门人前来贺岁。荣庆正月初二日（1月31日）即入东华实录馆，与那桐等人行开馆礼，晤提调总校诸君。[25]此外，荣庆还是会议政务处大臣，二月二十二日（3月22日），到会议政务处开会，公阅阁制，到会者除奕劻、徐世昌、载洵等几位政务大臣外，还有外务部会办大臣那桐、外务部尚书邹嘉来、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军机大臣毓朗、度支部尚书载泽、吏部尚书李殿林、学部尚书唐景崇、法部尚书绍昌、理藩部尚书寿耆以及学部左侍郎宝熙。事关内阁改制的大体，全体阁员均到会商议。（188）三月十二日（4月10日），政务处再度开会，各部尚书均到。三月二十二日（4月20日），政务处电速前往，阅交下暂行章程及弼德院章。三月二十八日（4月26日），再度到内阁会议处与各邸、相、尚、侍公阅阁制。（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