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恢复一种对勇气的积极方面的理解——作为成长内在方面的勇气，作为个人自我生成的一种建设性方式的勇气。这样的勇气是所有创造性关系的基础。[1]
我们并不想夸大我们的自由度。但这些自由度不是零。实际上，我们不是被锁死的。但是，存在一个斜坡，一种太容易下滑的事物倾向。这种倾向可能来自制度，也可能来自思想自身中的沼泽地。[2]
在教育这样一个体制性的架构中，教师的自我认同无法脱离制度的影响而孤立地建立。尤其是在教育变革的背景下，新旧制度的更替、制度与观念之间的冲突、个体与制度之间关系的重建都使得教师的自我认同受到制度日益密切而重要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职业的制度属性与教师个体的自主追求之间的矛盾也更加凸显出来，使得教师自我认同的建立面临着困境和危机。因此，教师自我认同的重建无法回避制度这样一个宏大而重要的影响因素，非但不能回避，而且必须面对并且承担起应有的制度重建的个体责任，才能使自我认同的重建找到支点和根基。
[1] ［美］罗洛·梅.人的自我寻求［M］.郭本禹，方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74.
[2] ［加］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M］.程炼，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