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反映着特定的价值观，他们是价值追求的手段。[1]教师自我认同与制度发生关联在根本上是因为两者都触及价值观的问题。教师自我认同的核心是价值认同，而制度在根本上是实现价值目标的手段，当教师所处的制度环境本身的价值取向与教师的价值追求相一致时，教师的自我认同就会得到强化，个体自我的价值感就能够得到充分的实现；反之，当教师所处的制度环境本身的价值取向与教师的价值追求不一致，甚至是矛盾冲突时，制度就构成了削弱并且阻碍教师自我认同建立的重要的外在因素。而且，制度往往具有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教师在这种强大的刚性架构面前究竟如何存在，自我主体性究竟如何实现，成为变革教育中每个教师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教师可以逃避，也可以麻木自己，但是，内心的叩问则会时时想起，我们可以逃离外在的一切，但永远无法逃脱的是自我的追问。如何在制度之下，妥善地安放自我？这是教师的存在性逼问。
一、制度与人的关系澄清
人类发明了制度以寻求整体更美好的发展，然而，制度并非总是如人所愿，制度在实现人类最初价值预设和社会发展愿望的同时，也会成为人类的桎梏，束缚着、压抑着人的发展，然后人类突破和推翻既有的制度，进而寻求革命性的变革和发展，新的制度在新的轮回中与人相伴前行。这样的循环往复可以作为人类与制度关系的一般性描述。然而，这个描述太过简单，也太过表浅，无法说明人类与制度关系的深层复杂性。但是这个描述可以说明的是，人可以是制度的创造者，同时也可能沦为制度的奴隶，人与制度的关系也许在一定时间、一定情境下是被动的、无力的，然而，就本质和整体而言，人应该永远相信自身主体性的强大，相信自己在制度面前的行动可能和行动的力量。这是研究者最希望去论证和说明的，并且希望能传播开来的一种信念。这样一种信念对于当下的教师群体而言具有重要的态度改变和行动支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