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现在、未来，在时间的不同节点上，教育发生并且延续。时间之舟承载着教育也衡量着教育。教师将自己的时间和生命置放在教育之上，在与一个又一个孩子的相遇中，赋予时间以意义，从而也让自己的人生拥有了意义。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理想和浪漫。在教育现实之中，时间作为一种稀缺的资源被争夺，用来制造利益。利益是高于意义的，因为利益能够那么直接地满足人的欲望。于是，学生的时间、教师的时间都被能够创造利益的内容填满，而利益和意义往往是冲突的，能带来利益的不一定能够产生意义，能够产生意义的也不一定能带来利益，不同诉求的人就会在两者之间冲突，甚至同一个人也会在两者之间矛盾。于是，教师的自我认同便在时间的维度上陷入了困境。
教师的自我认同需要自由自主的时间来完成教师认为有价值的教育过程，以此来获得意义和满足。然而，现实之中，教师或者因为管理者过于严苛、死板的管理而没有“我的时间”，或者因为职业生活中动力不足而无法有效利用时间而形成一种浪费性的“无我时间”，这两种类型的时间都是失去自我的、拥有被动性的“意义匮乏”的时间，自我难以在这样的时间里充分实现价值，获得认同感。此外，为了短期内出成绩而牺牲孩子们的童年，在牺牲的现在中又无法通过好的教育播种通向未来的种子，贫瘠的教育无法孕育一个美好的未来，为了未来的教育却在最深处失去了未来，“无可期待的未来”和“无法立足的现在”成为现实教育中悲哀的时间断裂。而事实上，断裂的不只是时间，还有教师和学生生命的内在连续性和意义感。这样的时间悖论在根本上是因为人们在时间中所做的交易——“生命”与“金钱”的兑换，让时间成为失去意义感的“平庸时间”。为了实现这样的交换，教师抵押了自己的教师生命，同时也典当了孩子们美好的年少时光。而所有这些，并非教师个体的原因，而是具有时代与制度的外在压迫性和束缚性。然而，不管原因是什么，对于教师而言，结果是教师的自我无法在时间的流逝中获得应有的充实感和意义感。然而，“人类执着于重要性。如果生命仅仅是一些琐事的堆砌，那是不能被接受的。我们想要方向感，我们希望生命是明确的旅程而不是无目的的漂流。”[1]因此，教师总会在时间之流中，发挥自我内在的主体力量，有所追求，有所实现，从而找到人生的方向感，获得“在路上”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