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和学术知识共同体重要性的不断增长，加上由于对这种重要性的认识而产生的高等教育机构前所未有的扩张，使欧洲大学不堪重负”，“大学被期望承担的职责各种各样、不断变化、相互矛盾”。这是欧洲大学校长会议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1]其实不独在欧洲，其他地方大学面临同样的问题。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前校长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说：
真正的转变是朝向要做的事情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从比较长远的观点来看，真正的问题是对太新、太多和太不相容的饮食有点消化不良的问题。转变是从有限的和或多或少的学术职能到无限的职能转变。高等教育（或者，更好地，中学后或第三级教育）越来越被利用在任何被认为可能对私人或公共福利做出贡献的地方，而且有时不注意贡献的学术内容。[2]
只要社会有需要，而且认为大学有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满足它的需要，它就会用各种方式要求大学去做。不能期望社会对大学自身健康发展给予充分关注，现代社会对大学的要求越来越多，而这些要求对于大学来说，并非都合理，有些不利于大学健康发展，比如，要求大学过多地参加“平权运动”，降低分数从特定群体录取学生，等等。
由于现代社会是民主社会，是利益和价值观多元的社会，所以，它对大学的要求不仅越来越多，而且经常相互矛盾。比如，精英阶层更关注大学教育质量，对大学教育大众化态度消极，而在精英教育阶段没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的一般大众关注的问题则是大学为更多的人提供受教育机会。
我们正处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时代变革对大学提出严峻挑战，大学必须面对这些挑战，严肃地考虑应对挑战的策略，而不能将头埋在沙子里。大学及其成员必须从大学核心价值出发，从大学健康发展角度，认真对待社会各方面要求，确定自己的责任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