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对一批青年学生发表了题为“以学术为业”（Wissenschaft als Beruf）的著名演说。在演说中，韦伯指出：学术事业最重要的功用，是“为世界除魅”，使人“头脑清明”；从事学术事业最重要的原则是理智和理性，无论理智将其引导到多么令人不舒服的事实，他都不能放弃理智；学术事业“不涉及终极关怀”，只提供事实判断，不提供价值判断，“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教育事业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任务是以恰当的方式将学术问题呈现出来，使学生理解这些问题，继而能对它们独立思考；所以，教师不是精神领袖，“课堂里没有政治的位置”，“讲台不是先知和煽动家应待的地方”，“在课堂上，唯有理智的正直诚实，才是最有价值的美德”。[1]毫无疑问，大学教师“以学术为业”，按照韦伯的观点，他们的教育和研究工作应该以理智为原则，政治和价值观都应被排除在大学的教育和研究之外。
韦伯不是唯一持这种观点的人，事实上，在大学史上，这种观点相当流行。在韦伯之前有纽曼，他说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是为知识而知识的理性；在韦伯之后有赫钦斯，他说高等教育的目标是智慧，“大学所要解决的是思辨的问题”[2]。他们都反对大学染指政治事务。而且两人都做过大学校长，都在一定范围内实践过自己的理念。
幸运的是，纽曼执掌的是一所天主教大学，由教皇支持，与世俗政权关系疏远，而赫钦斯执掌的芝加哥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这为他们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创造了条件。尽管如此，尽管他们的理论得到广泛的传播，但他们的实践却远非是成功的。[3]他们太过理想化了，他们的观点不切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