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纸质教材的应用主体
对教材应用对象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在我国古代，教育是为统治者巩固其统治地位，推行其统治服务。学校最初只招收王公贵族子弟，普通老百姓子弟被剥夺了受教育的资格。在封建社会经济较发达时期，普通人也能够上学，教材的使用者得以拓展，但教学的内容总体并没有变化，所教授的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由于这些典籍都不是专为教育编写，主要目的是强化封建制度、封建礼法，其应用主体显得空泛。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借鉴苏联的教育制度及理念。而苏联“十月革命”初期，对教材的应用对象问题，就存在一种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教科书是否是教师讲授内容的“提要”，不需要任何细节和事实，不必使用插图或漂亮的装帧。这种争论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告终。到50年代，学者科瓦廖夫等认为中学教科书的体例结构应和大学教科书一样，是知识的简明纲要，不必追求趣味性，不必包括文献资料。这种观点明确了教科书的应用对象是教师而非学生。到50年代后期，苏联就教科书问题展开大讨论，其中包括教科书应用对象问题。科罗甫金等专家认为教科书不是历史著作，它不应是“知识的简明纲要”，应当考虑学生的年龄特征和教学规律。在此基础上，之后出版的历史课本便把“内容节”改为“课时节”，增加了习题作业，补充了一些原始文献材料，注重教材的生动活泼。这种变化是把教师和学生都作为教科书应用对象。[86]概括而言，可以把20世纪80年代作为分界，在此之前苏联把教科书定义为“教师用书”，80年代之后定义为“学生用书”。
相应的，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的教科书把应用对象定位于教师，强调“学科中心”，注重教师教授知识内容的系统性、学术性，而忽略了学生对教科书的主动应用。这种做法隐含了一种错误的认识，就是教必然引发学，有效的教也必然导致理想的学，因为教学系统中学生被教师掌控，教师是教学成效的关键，学生只需服从、配合教师的教学行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