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代社会究竟如何与理性沟通与互联，德国公认的韦伯研究权威专家施路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如此评论道：“今日的社会学者们在评论现代社会的‘理性’时，有着相当分歧的看法。兹举两例以说明：对帕森斯（T. Parsons）而言，现代社会是历来社会发展中最理性的一个体系。它拥有其他社会所无法达到的适应能力，这种适应力的基础乃深植于现代社会的多面向性，亦即使进步的变迁所以可能的一种结构上的多元主义。相反地，对马尔库塞（H. Marcuse）而言，高度工业化的社会却正是历来的社会形态中最不理性的一个。它拥有的是其他社会所无法获取的操纵能力。这种操纵力的基础乃在于现代社会单面向性，使得进步的变迁力量持续地受到压制。”[1]对此，施路赫特认为，“这种对现状极端不同的判断，令我们很难找到一个调和双方的立场。这种立场即使有可能，我想它也无法消弭彼此的差异，而毋宁是站在承认差异这一端的。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对整个问题之来龙去脉的观察，即从一种‘问题史’的角度出发，来阐明这种差异的由来。”[2]这实际是在告诉我们，在对待重大理论问题的论争时，需要采取何种态度与路径的方法与原则问题，即“尽管上述两位学者都不愿意停留在韦伯的分析层次，一个想要超越韦伯（帕森斯），一个企图回复到韦伯之前的心态（马尔库塞），但我们仍不妨在韦伯的立场上多逗留一会儿，因为韦伯社会学本身便属于现实问题的自我表达”[3]。
通过考察基督新教加尔文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的亲和关系，围绕美国哲学家和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对青年商人的劝言中所表示的“资本主义精神”的话题和欧洲宗教改革后基督新教教义的变化，韦伯利用理性精神与理性化概念构建起了社会行动模型，尝试探讨并回答了如下两个重要的问题：（1）资本主义的起源及其本质；（2）宗教伦理与经济行为的关系。[4]韦伯认为，所谓“资本主义精神”（the spirit of capitalism）就是“靠勤勉、刻苦（禁欲），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精于计算（合乎理性），把资本投入生产和流通过程，从而获取预期的利润，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经济合理性的观念。这种合理性观念还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形成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精神气质（ethos）或社会心态（social mentality），然后在近代欧洲蔓延开来……作为近代欧洲独具的价值体系，它驱动着人们按照目的合理性进行社会行动，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的产生”[5]。因此，“所谓资本主义精神的概念，就是在此种特殊意涵下指称的……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代与中世纪，都曾有过资本主义。然而，如我们将看到的，它们全都欠缺那种独特的风格”[6]。简要地说，韦伯经验社会学的中心议题就是论证现代资本主义的合理性（rationality）和合法性（legality），而宗教社会学则是通过东西方宗教的比较研究，论证现代资本主义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