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系统的产生源于社会的需要，社会的需要推动着大学的变革与发展。中世纪大学自诞生后因为专注于“纯学术”研究而充满理性主义的色彩，被冠名为“象牙塔”，人们所有关于大学的想象无不源于对高深知识和智性本身的顶礼膜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和“以科学为基础的社会”的成型，大学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交汇，使大学成为知识工厂和“中转站”，大学理性面临日渐官僚化、工厂化、企业化的挑战，“用户至上主义”对高等教育的事业特征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大学控制权逐渐转移到大学管理者和政府当局手上，或通过教学与科研的商业化转移到市场中，因而现代大学缺少整体原则，其结构是“昔日学术自治、宗教等级与今日的官僚体系的混合体，而这种官僚体系本身又是在学术自治和宗教等级的相互融合中形成的”[1]。因此，一方面，现代大学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明确大学理性作为大学的“理性精神”，也是一种要求伦理认可的确定**准则，是一种已被合法化的、对人会产生心理约束力的规范，它是大学在其产生与发展的历程中对外部世界达到最完全认识的能力及其表现出来的稳定特征。尽管就大学理性的表现形态来说，单个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组合可能形成“个体理性”“群体理性”“组织理性”“人类理性”等不同类型，但我们仍然继续尝试以大学理性为基石，以价值中立、学术自由、道德伦理为经纬，构造出现代官僚体制下的大学行动类型（见下表）。
如上表所表明的，尽管“理想图景中的大学”是传统行动与情感行动追求的指向，但由于现实世界外部因素的制约，注定只是盲从习惯或受制情感，最终只是“水中月、镜中花”的一厢情愿。“现实图景中的大学”是工具理性行动与价值理性行动追求的指向。其中，“工具合理性行动”在责任伦理准则下坚持价值中立，是基于目的的合理性，是一种彻底的理性行动，行动者将其行动指向于目的、手段和附带结果，理性地衡量手段与目的、目的与附带结果以及各种可能目的之间的相互关系；“价值合理性行动”则由于镶嵌了个人的价值判断，因而与“信念伦理”相关联，具有了非理性成分，它立足于信念、理想的合理性之上，符合行动者本人价值的，为此要不计一切代价去实现这一理想。两种行动都经过了理智的思考和判断，尽管程度有所不同，但都属于合理性行动。事实上，可以说，大学历史的全部文明及其表现形态的论争大部分都来源于工具合理性行动者与价值合理性行动者之间，以及价值合理性行动者内部的紧张与对立。一般来说，责任伦理支配下完全具备“大学理性”特征的工具合理性行动指向“实然的大学”，即处于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大学既具有自身的逻辑和相对独立的性格，又是一种受宏观和微观环境影响并赖以生存的有机体，其外在特征和社会职能在各个历史时期变化不定，具有极强的适应性，从历史上来看已经从行会变成官僚组织，直到现代的巨型官僚大学。信念伦理支配下的价值合理性行动指向“应然的大学”，即在行动者内心深处的理想图景中“大学应该是什么”的自在自为状态，但由于行动者本身是“现实机会主义者”，嵌入了行动者本人的价值判断，因而导致绝大部分情况下“各个行动者心中各有属于自己的大学”，正因为钟情不一，自然会理解各异，争论激烈。至于大学的传统行动者与情感行动者，既因为他们指向了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理想图景的大学”，又由于其行动标准或盲从于世俗与宗教的惯习，或受制于无从控制的情感冲动，尽管给多样的大学图景中增加了一抹色彩，但由于完全属于非理性的冲动与行动，基本上不具备促进大学进步与变革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