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我深切感觉到知识分子的迷失，并为此烦恼不安，这种感觉似乎困扰着我们的文化机构、大学和专科学校中的许多人。公众有权利听到来自我们文化机构的高质量的学术讨论，而且作为有着无限潜力的听众，他们应该受到更大的尊重。[1]
——弗兰克·富里迪
布鲁贝克曾经转引康马杰的话说：“毫无疑问，大学是理性的堡垒，否则就不是大学。”其含义也可以这样说：只有合乎独特的大学理性哲学模式的文化，才会在这种严格条件限制的文化竞争中脱颖而出，积淀成大学长久的文化特质。至少，一所好的大学应该有这样一种气氛：有一些问题应该被所有人思考，但在日常生活中却没有人问，也不可能有答案；它提供自由探索的空气，不允许不利于或者妨碍自由探索的东西存在；它保护传统，不是因为传统就是传统，而是因为传统提供了在极高水准上进行讨论的模式。美国著名思想家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1930—1992）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第三卷《大学》中指出：“大学是一个以理智为基石的国家的神殿，是奉献给纯粹理性的。”[2]再联系到斯密在《国富论》第五卷“论教育”时指出，大学的改革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和以它为基础的政体的建立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即“研究院和大学是自由民主制度的核心、基础、贮存库（向社会提供原则使其生机勃勃）和源泉（向社会提供知识和教育使政治制度的机器转动）”。为此，他发出了“崇尚平等、自由和人权的政体是理性的政体；自由大学只能生存在自由民主政体之中，自由民主政体也只能生存在有自由大学的土地上”的感慨。[3]因此，结合本书前面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只有大学理性才是高等教育存在的基础和品质。这似乎也从一个侧面暗示了为什么20世纪以前的中国封建社会尽管存在着大量书院，却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正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完全排斥科学、理性与自由，认为只有忠孝仁义及其诗书文章才是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