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本原
正如上文所述，中国高等教育总规模从1998年的786万人增加到2009年的2979万人，毛入学率从不到10%增长到24.2%，每年高校毕业生从1999年不到100万人增加到2009年突破600万人，完全迈入大众化阶段。当然，这种跨越式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在公众眼里，大学似乎正成为一个忙碌的大市场，高等教育蒙上了一层交易的色彩，大学系统开始面临来自利益相关者的质疑、批判与问责，甚至被直接冠以“非理性发展”或“理性失范”的称谓。大学领域出现这么多的困惑却不能为公众及利益相关者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显然表明了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原创性研究的苍白与落后，尽管已经建立了学科分类，但由于缺乏扎实的哲学基础，因而难以形成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学术研究流派。
简要地说，现代大学的规模扩张与巨型化发展趋向，表明的是大学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即为了获得大量研究经费，大学转向外部世界，“谁出钱，谁做主”的资本原则使得资助者的目标决定大学研究的方向，从而促进了大学重心的加速外移。政府通过引入种族、性别、社会地位、大众化、普遍入学机会等“反精英主义”或民粹主义标准，通过“开放大学”“回归教育”“终身教育”等新的概念，与“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以科学为基础的社会”思想一起形成了干预与控制大学事务的新模式，并在20世纪60—80年代成为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扩张的原动力，20世纪90年代以后仍然留存有这方面的影子。显然，当下的中国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发展模式，依然是在模仿并实施这种强力的大学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模式。
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及其理论解释，尽管经历了近十年时间的引进、吸收和本土化研究，但其主题仍主要局限于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其语境也有沦为我国高等教育主流话语体系的危险。事实上，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应该只是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理论之一。[1]有学者研究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学者对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有三种表达方式，其一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称为“高等教育规模扩张”（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其二产生于70年代，称为“高等教育大众化”（Mass/Massific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其三产生于90年代，可称为“每个人对高等教育的参与”（Particip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2]第一种表达方式基于美国政府资助复员军人入学浪潮引起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这是在没有形成相对完整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情况下，对高等教育扩张方式和现象的描述，却冲击了精英高等教育的现状与理念，使“每个人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成为可能。第二种表达方式是特罗教授的独特贡献。他以适龄青年人口毛入学率作为指标划分了高等教育阶段，指出不同阶段的入学标准、教学内容与方法、培养方向及教学质量考核与评价标准等各个环节都会出现与其他阶段“质”的不同。第三种表达方式则表明90年代欧美国家越来越多地用“每个人的参与”来表达高等教育新理念，揭示了人人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