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五月风暴”到“富尔法”确立自治原则
1968年是戴高乐统治的第十个年头，十年在职期间，他通过修订宪法削弱了议会及内阁的权力，扩大了总统的职权，同时，戴高乐大力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法国经济的飞跃发展，工业生产较1958年增长了51%。然而与此同时，企业的兼并与资金的集中也造成了大量小农破产，工人失业，十年来工人工资水平停滞不涨，购买力大幅下滑，社会危机四伏。
在高等教育领域，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入学人数的激增与大学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另一方面，宽松的入学政策导致部分学生失去学习的动力，同一课堂上学生的能力和水平差距越来越大，由于大学没有自主招生的权力，不能控制招生标准和数量，只得继续增加年轻教师来解决问题；而更为糟糕的是，大学内部课程设置落后，授课方式僵硬缺乏创造力和多样性，教学生活条件差，管理松散考试却极为严格，总之，大学的教育跟不上社会的需求，最终导致学历贬值，一些文科生甚至刚毕业即失业。学生和年轻教师不理解现实的教育模式，不满意这种经院式的保守体制，深感前途渺茫。
在政治领域，1962年阿尔及利亚摆脱法国殖民的独立斗争唤起了青年学生对第三世界的同情，1968年2月，美国在越南发动战争，引起了学生们的极大愤慨，巴黎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支持越南民族解放阵线。在思想文化领域，接受战后新兴文化的青年一代不能忍受原有的社会规范，向往与父辈不同的生活，他们追求兴趣自由和性解放，不甘于羞羞答答的改良主义和增量主义，早以一种迫切的心情等待着一场大的变革。
1968年3月22日，142名学生占领了位于巴黎郊区的南泰尔文学与人文科学学院办公楼，并进入女生宿舍。他们要求言论自由、教育改革、性别解放。与随后到来的警察发生冲突，南泰尔学生自发组成“三月二十二日运动”组织。5月2日，巴黎索邦大学学联所在地被烧，次日，“三月二十二日运动”与全国学联召开大会，抗议镇压，当局派出的警察与学生发生冲突，导致了“五月风暴”的爆发。学生运动迅速蔓延全国，并影响到社会各个阶层，5月13日巴黎举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规模最大的群众游行。5月30日政府做出让步表态，一方面，总统宣布解散议会并在宪法规定的期限内举行改选，同时政府还采取了增加工资、家庭补贴、失业救济等措施；另一方面，虽然运动表面轰轰烈烈，参加运动的各个阶层实则各怀私心、缺乏组织，到6月中旬，5月风暴即逐渐平息。不管对于这场政治运动的评价如何，法国社会却的确由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法国人的思维、感觉、谈吐、服饰，对孩子的教育，或者家庭生活、度假、休闲都与以前不同了。”[1]“一切都不可能像从前一样了。”[2]同年7月，法国政府重新组阁，戴高乐任命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出任国民教育部长。富尔是个善于斡旋的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主管民族解放委员会的立法机关，之后在第四共和国的国民议会中亦有出色表现，1963年还曾作为戴高乐的特派员来华与毛泽东和周恩来有过直接接触。在支持戴高乐当选总统之后，富尔一直以其善于调和左右两派而著称政坛。他很清楚高等教育改革对于局势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而即将出台的政策既不能无视“风暴”中学生们的民主要求，也不能够放弃政府对于国民教育的权力。在此背景下，他主持并出台了《高等教育方向指导法》（亦称“富尔法”）。1968年11月富尔法案获得了议会左右两党的共同肯定（444票赞同，0票反对，39票弃权，弃权票多来自法国共产党人），成为法国政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法律之一。法律共分9章46条，明确规定了法国公立大学的任务、性质、组织及办学原则，法律指出：“法国大学应保证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服务，并且根据社会需求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自己。大学通过传播知识和职业训练让学生认识他们所在的这个社会，并且赋予他们改善社会、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