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之所以要向工农开放，在杨东平看来，是由于新中国教育延续了老解放区的传统，不仅具有很强的革命意识，也具有很强的平民意识，十分重视教育平等的价值。教育为工农服务的方针直接来自于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和追求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理想。[12]然而，在其他研究者看来，高等教育向工农开放，似乎不全是一个关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问题。迈斯纳认为，毛泽东主义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在于毛泽东认为，城市不过是外国统治的舞台，而不是像马克思所确信的那样，是现代革命的舞台。正是毛泽东的这种观念导致了他强烈的反城市观念，并相应地导致了他那种强烈的农民倾向。[13]舒曼在《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中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毛泽东之所以关注农村，关注农民，在于他面临着“延安道路”和“苏联道路”的选择，他强烈地要求中共的社会基础即农民、工人和党的干部成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人和主体，而所谓“苏联道路”会使农民、工人以及没有文化的所谓工农干部被边缘化而被置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之外。[14]萧延中则认为，在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的背后，潜藏着一整套政治伦理的基础假设和道义关怀。他的思想逻辑的真实脉络透露出一股“颠覆权威”和“拯救小人”的明显信息。“无产阶级”之所以最有前途、最有资格在政治和历史舞台上担当主角，关键是由于他们“一无所有”。这种“一无所有”与其说表现在经济收入方面的微薄，不如说更重要地体现为政治身份上的卑贱。因此，无产阶级蕴藏着更为深厚的革命欲动和翻身渴望。简而言之，处于“被人瞧不起”的人，才最富于创造性（革命性只是创造性的表现形式之一），因为“压迫越深，反抗越烈”。而工农正是出于这种需要“被拯救”，并且最具有革命性和创造性的群体。毛泽东试图颠覆中国传统差序格局所构成的社会政治“身份”体系，以前所未有的激进方式，通过重建政治“身份”的途径，执着推进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