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建构中国式高等教育体系的探索就从来没有中断，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其建构过程中着力批判的对象是旧有的、深受英美影响的教育制度的话，那么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其致力于批判的对象则是前一阶段建构起来的深受苏联经验影响的教育制度。
事实上，对苏联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一直存在，不过这样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旧知识分子当中，[12]而在政府内部对苏联模式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如何使苏联模式更好地契合中国的实际需要方面。当然，这一阶段的批判是比较隐讳和模糊的。从1956年起，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出现，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则开始明朗化。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以及根据此精神撰写的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已经表明中国开始以苏为鉴，探索根据中国的情况走自己的路。[13]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学习苏联经验要批判地学而不要盲目地学，以及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等方面就表明了这一点。毛泽东非常关注教育事业的发展，在1957—1958年，他批判了教育领域的“三脱离”（教育与政治、教育与生产、教育与工农脱离）问题，提出要加强党的领导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鼓励厂矿、企业、机关办学，并对教育领域教条移植苏联模式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教条主义多的部门，一个是重工业部门，一个是教育部门；[14]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他还质问教育部是苏联的教育部还是中国的教育部。[15]刘少奇在1958年回顾学习苏联经验的历程时也指出，1954、1955年，无产阶级教条主义很严重，照搬苏联的。[16]周恩来在1957年总结过去几年教育工作的经验时指出，教育部门在实行教育改革时也发生若干偏差，主要是否定了旧教育的某些合理部分，对解放区革命教育的经验没有做出系统的总结，加以继承，并且在学习苏联经验的时候同我国实际情况结合不够。[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