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教育“革命”是我国试图摆脱苏联模式影响，探索适合本土实际的高等教育制度的开始。这种探索和尝试除了苏联模式本身与教育“革命”时期的任务和使命不适应外，它还受到来自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影响。如“波匈事件”、中苏交恶，以及国内“整风”和“反右”运动等，这些因素是推动中国教育体系建构的外部因素。同时，中国自主意识的觉醒则是推动探索的内在动力。[21]这些因素不仅引发了中国教育体系的自主建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种建构的性质和方向。
毛泽东在天津大学视察时指出，高等学校应抓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结合起来。[22]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教育主张的三个方面。而刘少奇关于《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和陆定一《教育必须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则对建立新的教育制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不过，大规模的探索和实践中国式的教育发展道路则集中体现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和后来的“**”时期。我们可以从1958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发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23]和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中窥其一斑。其中《指示》所确定的方针路线直到“**”期间仍然在发挥作用，在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时，它仍然是判断路线是非的标准。毛泽东在1964年曾说，（《指示》）所确定的教育的方针是正确的，只是方法不对。[24]因此，《指示》就成为我们了解当时中国探索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主要依据。
《指示》是在吸收老解放区经验和建国后教育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以苏为鉴的基础上提出的社会主义教育纲领。它肯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并认为成绩是主要的，这一点与《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不同，后者提出的“两个估计”的判断，[25]基本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十七年”的成就。不过，《指示》同时也批判了以往工作的不足。主要体现在：教育脱离劳动、脱离实际，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政治、忽视党的领导。它要求同那种“为教育而教育”“劳心和劳力分离”“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同时，《指示》还系统地阐述了我国的教育方针、教育制度以及教育事业发展的设想，为社会主义时期的教育工作勾画了清晰的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