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当时的中国在一定意义上面临着同新中国成立初期几乎相同的任务，即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整顿和恢复教育秩序。早在“**”结束前的1975年，邓小平就提出，全党要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重申了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和关于国民经济建设两步走的设想：即第一步到1980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20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在党的十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新宪章宣称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在本世纪内，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2]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提出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采取“调整、巩固、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3]“四个现代化”的核心和根本是经济建设。科学技术主要为经济建设服务。[4]这样，中国的发展道路就走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在确立“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之后，教育就被认为是实现“四化”的重要条件。邓小平高度重视教育在实现现代化目标中的作用。“**”结束后，他“自告奋勇”主抓教育科技和教育工作。在1977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谈话中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为此他呼吁，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此后，他多次重申这样的观点，在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他批判了“四人帮”鼓吹的“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知识越多越反动”等极端错误的观点，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肯定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同时要求，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注意提高教育质量，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早出人才，培养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以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5]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长刘西尧指出，为了配合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当前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尽快提高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质量，发展教育事业，培养亿万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能够掌握现代生产技能的劳动者，培养千千万万的各种专门人才和懂得管理现代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专家和干部。[6]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更是把教育提高到经济发展战略重点的地位，这在中共历史上还是第一次。[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