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作为教育政策制定的主体，直接决定着哪些公共教育问题会最终成为高等教育政策问题。人才培养问题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第一个政策问题。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同志在酝酿改革之际，就意识到人才的匮乏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1975年邓小平同志曾对当时的大学招生方法和教学质量提出批评：“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有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针对中共十一大提出的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强调，“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因此，1977年8月科教座谈会的中心议题就是“**”期间遭受破坏的科教战线如何开展工作，其中就包括高校该如何恢复正常运行的问题，首先就是恢复文化考试招生制度。随后教育部作为政策制定主体，专门召开了招生工作会议，制定了相关的招生政策。1977年10月，全国有570万考生参加高考，录取新生27.8万人；1978年夏，全国共有610万名考生参加高考，录取新生40.2万人，在校生规模达到131.1万人。到1985年，高校在校生规模已达到了342.8万人。
根据康宁的研究，改革开放以后普通高等教育发展速度有两次发展波峰，第一次就是1978-1985年间，平均发展速度为10.32%；第二次则是1999年高校实行扩招以后[1]。由此可见，1978-1985年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起飞时期。有学者认为正是由于我国高等教育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与世界现代高等教育相比，处于落后的状态，特别是“**”十年使高等教育发展出现倒退，1978年后高等教育得到了“补偿性增长”。房剑森将这种“补偿性增长”解释为“一种过渡性的、有限的增长，是高等教育增长过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当高等教育的增长达到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相当的某一标准时，补偿性增长就为适应性增长所代替”[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