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菁中学要编印沈鹏的书法集《江阴颂——沈鹏书历代名人诗词》，要我写个序。我既非书法家，也非知名人士，本无资格给我国当代著名的书法家写序，但却一口答应了。原因是我可算得上是沈鹏最老的同学和朋友，又是母校要为他出书，这两层关系，写序是非我莫属了。
我和沈鹏的友情已经有五十六个年头。那是中华民族正在受苦受难的年代，江阴的南菁中学被日寇轰炸得只剩几间破房子。1942年在废墟上复校。1943年沈鹏从上海回到家乡上学，从此我们就在一起，成了最亲密的朋友。说到亲密，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那时每学期开学，首先要排座位。在初中的时候，我们俩人高矮相差无几，因此常常排在双人桌的同一桌位上。但到高中的时候，我们俩人的身高明显有了差距，沈鹏比我长高了，但是为能坐在一起，我们总要做点小动作，实在无奈，也要厚着脸皮向同学求情，好在同学们都知道我们情同手足，总是让着我们。于是我们俩就创下了同坐一个桌位的“吉尼斯”纪录，从初中二年级到高中毕业整整五个年头。高中毕业后我们各奔东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又在新中国的首都相聚了。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他在新闻学校学习。以后他在中国画报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我则留在北京师范大学。几十年来，我们总是彼此鼓励，互相帮助，经过了风风雨雨，始终不渝。我俩的友谊又发展到了我们两家的友谊。
南菁时代是我们一生中值得怀念的时代。虽然那时正是我国历史上最黑暗、最痛苦的年代。前三年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后三年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但黑暗中并非没有一点光明。鼓舞我们前进的是老师的教导和同学集体的温暖。特别是有一批高年级的同学，他们较早与地下党有联系。他们常常带领我们开展一些进步活动，使我们较早地接受到党的教育。我们班也是一个团结的、进步的集体。我们课余生活很丰富。记得我小时候喜欢画画，不知从哪里弄到一本《芥子园画谱》，就学起画来，结果班上许多同学都学起画来。当时夏鹤龄同学喜欢书法和篆刻，于是班上不少同学练起书法和刻起图章来。为了节省纸墨，我们用笔蘸着水在方砖上练字。沈鹏今天能成为书法家，与那时的兴趣不无关系。在高中时期，我们共同参加了民主运动。由沈鹏等同学发起成立了文艺社团，并开始办壁报，后来办期刊。这些活动都为我们后来的成长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