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民族中心主义的含义比较广。它指的是主体根据自己的文化系统、社会系统和人格系统所赋予的价值标准和认知方式来分析和评价客系统的教育现象。当分析和评价客教育现象的目的不同时，民族中心主义的表现形态也将不同。分析和评价客教育现象的目的可分为两类：一类指向客教育现象（如考虑国家的对外政策和教育援助等）；另一类指向本文化教育（如为了改革本国教育）。下面先分析第一类民族中心主义。“民族中心主义”这个概念与历史学中的“欧洲中心论”的概念密切相关。欧洲中心论认为西方文明是世界中心，人类社会都必须经过欧洲历史上的各发展阶段而达到现代化。这种观点曾经影响一些使用现代化框架研究发展中国家教育的学者。因此，在论及教育的传播和交流时，西方中心主义将会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并可通过传播和扩散来实现。因此，它将忽视教育的交流和互动，即忽视受体的吸收和创造能力，把受体当作容器。
民族中心主义假定价值标准和认知方式的普遍性，而实际上它的所谓普遍的价值标准和认知方式仅具有特殊性。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研究主体使用本文化的概念来描述他国的教育现象，但主观地认为他国的主体也使用同一概念来描述该现象，或者认为他国的同一概念所描述的教育现象与自己的一致。
朴素的民族中心主义的资料往往不是实地调查的结果，常常是游客、传教士和殖民地执政官员的报告和笔记。[50]它的结论已经包含在它的基本假定中，资料只是用来进一步证明它的基本假定。
民族中心主义还体现在对教育制度的看法上。贝雷迪说，康德尔并不直接了解苏联，也不会讲俄语，却强烈谴责苏联的极权主义。[51]同样，苏联学者也极力批评资本主义各国的教育，甚至认为这是苏联比较教育家的主要任务，宣扬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如何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