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各章我们剖析了影响中国教育传统的中外各种文化因素。从这些因素中可以看到，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是复杂的、多元的。中国教育最基本的、最核心的文化基础当然是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但是，中国的现代教育制度又是引自西方，因此不能说没有西方文化的烙印。而中西两种文化是异质的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入侵，对中国来说，开始是被迫的，所以冲突和融合经过了长期的痛苦的过程。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说，使中国人生活状态变迁，日趋觉悟的是“欧化之输入”，但因为与中国固有文化的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所以数百年中国扰攘不安的现象，十之八九是由于两种文化相触接相冲突。他接着说，凡经一次冲突，中国人就受到一次觉悟。直到他作文的“五四”前夕，已经过六个时期：第一期在明之中叶，“西教西器初入中国”，知之者乃极少数人；第二期在清之初世，“火器历法，见纳于清帝，朝野旧儒，群起非之，是为中国新旧相争之始”；第三期在清之中世，鸦片战争以后，“西洋武力，震惊中土”，于是出现“洋务西学”之名词，当时争论的是“铁路非铁路问题”“地圆地动地非圆不动问题”；第四期在清之末季，“甲午之役，军破国削”，遂有戊戌之变，新思想有了拓展，由行政制度问题而转入政治根本问题；第五期在民国初元，“辛亥之役，共和告成”；第六期是“今兹之战役也”，即指民国初期复辟反复辟的斗争。[1]他说：“国中贤者，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2]他怀着疑虑之心说：“然自今以往，共和国体，果能巩固无虞乎？立宪政治，果能施行无阻乎？以予观之，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犹待吾人最后之觉悟。此谓之第七期，民国宪法实行时代。”[3]他认为，最后之觉悟，“尚难实现”。为什么？因为当时对共和、对立宪，只有少数人觉悟，多数国民“不见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他把最后觉悟的希望寄托于青年，并向青年陈述三点：①政治觉悟。要认识到，第一步，“国家为人民公产，人类为政治动物”；第二步，“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第三步，“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②伦理的觉悟。陈独秀认为，儒家的“三纲五常”阶级制与西方的自由、平等、独立是誓不两立的，只有废除纲常阶级制才是伦理的觉悟。他把伦理觉悟看作“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4]。这是陈独秀早期的文章，还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世界观来分析东西方文化的关系的，而是主张欧化，也即西化，用西方自由、平等、独立的共和政体来取代中国的专制、独裁政体，但他分析中西文化冲突的脉络是很清晰的。中国向西方学习，从态度来讲，经过了从被迫到自觉的过程；从程度来讲，首先是认识西方的物质文化、火器历法，然后认识西方的制度文化、共和立宪，最后才认识到西方的观念文化——自由、平等、独立。按陈独秀的意见，观念文化是最重要的，即所谓“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但是观念文化的学习是最艰难的，而且不可能像制度文化那样用一种制度来代替另一种制度，只能是在冲突中融合。所谓融合，就是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吸纳新的文化因素，创造出一种具有本土特色的新文化。中国现代新文化走的是这条路，中国现代教育也是走的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