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
我曾与孙文先生的母校——香港大学——的校长、历史学家王赓武博士[18]进行过八次对谈，我们围绕教育观、历史观以及孙文先生的生平进行了讨论。王博士去年在一份英文报纸上发表文章说，有“四大历史遗产”决定了中国改革的方向。[19]
在“四大历史遗产”中，第三大遗产就是“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最早点燃现代性火花”的代表人物孙文先生的思想。孙文思想“在学习外部世界的同时，也含有主张肯定中国传统价值的开明的要素”。他指出这种民族主义的前提，包括“尊重民主主义的理想”以及“把贫苦大众从千年来的低等身份中解放出来”。我再次感到孙文先生在贵国占有重要的地位，其理想与思想也将永远传承下去。
此外，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家[20]，歌颂反战精神的杜甫[21]诗歌，这些传承下来的精神遗产也仍活在贵国的现实之中。
当然，在现实的历史之中，在治乱兴亡的反复过程中，贵国也有过武力斗争的时代，也存在过很多暴君，也有元代那样不断发动领土扩张战争的时期。
佛法中有“斗诤言讼”之说，在纷争、斗争不曾断绝的社会中，人会动用善恶，成为两义性的存在。[22]在现代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面又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的蔓延，还有道德的滑坡。
我们必须以“文化之力”克服这种人性危机。我认为，其中教育之力是相当重要的。我坚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律己以提升人格，使家庭和地方安定，进而使国家与社会走上和平大道，皆应由教育开始。
贵国的中山大学是孙文先生去世前一年创建的，在这所大学，他的“三民主义”讲演有十六次之多。
现在中山大学与创价大学也签有合作交流协议，彼此的交流已经非常深入。1996年，我曾在东京欢迎王珣章校长，当时我们谈到，孙文先生在身体已经衰弱的情况下，还满怀**地向中山大学的学生们呼吁要和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三年后，我还被任命为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的名誉所长，我当时写了一首题为《中国的黎明，革命的伟人——献给伟大的孙中山先生》的诗赠送给该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