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
池田先生提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也来源于中国文化的和平思想。的确是这样。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和平、讲求道义。《论语》一书中讲到“义”的地方就有二十四次。他在评论他的弟子子产时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13]这体现了孔子对一个人的人格要求。孟子主张“民贵君轻”，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4]《孟子》第一章讲孟子见梁惠王，王问他：“您老不远千里而来，对我的国家有什么利益吗？”孟子回答：“王何必说到利益，只要讲仁义就好了。”有一次孟子去见齐宣王，齐宣王问他：“听说周文王有狩猎场纵横七十里，老百姓说它太小；我的狩猎场纵横只有四十里，老百姓还嫌它太大，这是什么道理？”孟子说：“周文王的狩猎场，割草打柴的去，打鸟捕兽的也去，同老百姓一同享用，所以老百姓认为它太小。而我刚到齐国边界时就听说齐国首都郊外的狩猎场纵横四十里，谁要杀害了里面的麋鹿，就等于犯了杀人罪。这是把方圆四十里的陷阱设在国中，老百姓自然会说它太大了。”当然，他重视民，也还是为了君王更好地统治。所以他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又说“得乎丘民而为天子”。[15]但“民贵君轻”的思想反映了孟子的民本思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确实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道义和民本思想。
池田
您的解释使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作为贵国精神基础的《论语》《孟子》是如何注重道义和人民的。这些历经两千多年而传承下来的领袖形象、和平建设理念以及对人类善性的坚信，都为孙文先生所继承，也成为革命的原动力，这不恰恰证明了哲学、思想的强大生命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