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鲁迅教育思想的特点
鲁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和革命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鲁迅曾经担任过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绍兴府中学堂教员，教育部佥事，还担任过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大学的讲师或教授。教育工作是他一生中从事的唯一的社会工作。1927年定居上海以后，虽然没有再从事教育工作，专心于文学创作，但他丝毫没有减少对教育的热情和关心。他曾经多次到学校去讲演，发表了许多有关教育的杂文。他虽然没有专论教育的鸿篇巨制，但他的许多文学著作，包括小说、杂文、散文、诗歌、文艺评论以及书信，都蕴含着丰富的教育哲理。鲁迅的教育思想，既表现在他近20年的教育实践中，也表现在他的这些文学著作中。
研究鲁迅的教育思想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结合鲁迅所处的时代和历史所赋予他的使命来认识。鲁迅所处的是什么时代呢？周恩来曾经说过：“鲁迅的时代，是一半满清，一半民国的时代。他出身于破产的士大夫家庭，他受过封建社会很深的洗礼，他受过戊戌变法后的洋务教育，嗣后，留学东洋，又受教于章太炎先生，并参加了光复会。入民国后，他又做过多年北方官僚社会的小京官，也可说是闲差事。直到“五四”的前夜，他才得参加思想革命的运动，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从此以后，他就公开地成为宗法社会的逆子，士大夫阶级的叛徒，逐渐养成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可是他自己却又那样谦诚地愿意做一个‘革命军马前卒’。”[114]周恩来精辟地分析了鲁迅经历的时代和他的思想发展过程。
研究鲁迅的教育思想还必须和他的思想主线相联系。鲁迅的思想主线是要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催生新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培养革命战士，进行思想革命。他到日本留学，开始学医，原想将来回国后解除病人的疾苦，以医学来拯救祖国。但是他在学校里受到具有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日本同学的歧视。在他们的眼里，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鲁迅受到了这种侮辱，感到生为弱国人民的痛苦。特别是在一次观看日俄战争的影片时，看到替俄国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抓住斩首，而围观的一群中国人却神情麻木，视若无睹。他深受刺激，苦思数月，得出结论：“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115]鲁迅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正是这种挚爱使他容不得人民病态的存在。他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16]为此，鲁迅深入剖析了中国的国民性。早在日本，他就常常和好友许寿裳议论中国民族的缺点。“我们又常常谈着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对于（一），因为古今中外哲人所孜孜追求的，其说浩瀚，我们尽善而从，并不多说。对于（二）的探索，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至于（三）的症结，当然要在历史上去探究，因缘虽多，而两次奴于异族，认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诚和爱呢？……惟一的救济方法是革命。”[117]他坚决地主张民族性必须改造，必须进行思想革命，否则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口号虽新，骨子里还是旧的，革命不能成功。他说：“说到中国的改革，第一着自然是扫**旧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