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教育家。他一生中有较长时间从事教育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教育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革新主张和许多精辟的见解。他的教育经验和教育思想是我国教育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的教育工作至今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鲁迅来自旧社会，他对旧社会的教育有深刻的感受。他入过家塾、私塾，又进过“洋学堂”，留过学；读过“四书” “五经”，也学过“西学”。他看透了封建专制教育的腐朽严酷，对其极为憎恶；亲见洋务派“洋学堂”的“乌烟瘴气”和空疏无用。在路矿学堂，他开始接触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但对国内的“新学”很为失望。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大量地学习西方文明，也厌弃资本主义教育反动偏枯的一面。他深感弱国人民的痛苦，救国救民的爱国热情因此更加炽烈而深沉。《朝花夕拾》一书的部分内容描绘了鲁迅求学的经历，表现了他是一个“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鲁迅的求学经历就是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缩影。鲁迅看透了旧教育的弊病，坚决主张全盘改造旧教育，这个主张与他的亲身感受有着密切的关系。
鲁迅从年轻时就重视教育工作。在他出国留日前，清政府已腐败透顶，帝国主义势力步步进逼，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对此爱国志士充满忧愤。1903年年初，鲁迅与陶成章等27个留日学生给绍兴人民写了一封公开信，对比中日两国情况，痛切地指出：“我中国空疏陈迂之教育，必不能敌各国之教育；我中国腐败朽蠹之政治，必不能敌各国之政治；我中国枯窳拙劣之工艺，必不能敌各国之工艺。”[3]他们急切地呼吁故乡人民冲破障碍，出外留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要“愤思奋发” “更新国政”。b他又在回国前一年发表的《文化偏至论》中说：“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立人”即培育人才。要国家强盛，首先要培育人才。由于事实的教训和对马列主义的学习，鲁迅后来还认识到，要取得民族革命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必须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推翻剥削制度要靠革命、靠火与剑，但思想革命与革命人才的培养，在这里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他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