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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我从苏联毕业回国，回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当助教，当时系主任分配我到地理系教授教育学。虽然我常带领学生到中学见习、实习，但讲的课都是概念、原则、理论，都是纸上谈兵，不能联系实际，自己也觉得讲得很枯燥。
1957年教育系又派我到西城师范学校教书并做学生的班主任，这时我和学生进行密切的接触，了解到他们的想法，才有了真正的教书的感觉。
1958年我又被派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任教导处的副主任，相当于贵国中学的教头。当时中国正在搞“大跃进”，教育部门正在搞“教育大革命”。
我到附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大炼钢铁。在操场上搭起了小高炉、小平炉，高中的学生都参加劳动，用废铁炼钢。当然结果可想而知，炼出来的东西连废铁都不如。但有一点收获，就是知道了什么叫钢、含碳多少、钢在工业化中的地位，长了这方面的知识。
什么是“教育大革命”？“教育大革命”也是“大跃进”的一部分，要“大干快上”，要缩短学制，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要参加生产劳动。
我到附中的任务原本是帮助校长制订新的教育改革方案。当时搞了两个方案：一个是缩短学制的方案，把原来的三年初中三年高中改为四年一贯制；另一个方案是半工半读的方案，即用四天学习两天劳动来安排教学活动。
其实我当时初出茅庐，什么也不懂，既对各学科的内容不熟悉，又没有去请教专家，自己凭着教育学书本上的知识就随意制订了多个方案，现在想起来还是十分可笑。这种过“左”的试验，当然不会取得成功。
1959年困难时期开始，全国进入了一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时期，我们的改革试验也就停了下来，1959年开始转到狠抓教育质量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