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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田先生回顾了日本发展的历史，说明日本是吸收了别国民族的文化，经过选择和改造，创造了独特的日本民族文化。池田先生的论述也支持了我关于文化的传播、选择、发现和创造的理论，我感到十分高兴。日本的发展历史充分证明了胡锦涛同志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演讲时讲的“日本人民善于学习、善于创造，勤劳智慧、奋发向上”。我到过贵国二十多次，最长的一次住了四个月，深深体会到胡锦涛同志讲话的正确。我十分惊叹，贵国能把传统和现代化结合得如此完美。
池田先生讲到日本在历史上受到中国儒学的影响，接受了朱子学等思想，把中国视为日本文化的大恩人。其实，中国又何尝不是向日本学习的呢？中国近代化的许多东西都是向日本学来的。
别的不说，就拿教育来说，中国近代教育发轫于清朝末期传教士办的教会学堂，但第一个新学制却是从贵国引进的，连第一本教育学教材也是由王国维从日本立花铣三郎的《教育学》翻译过来的。[36]清末民初，中国大批留学生涌入贵国，他们带回了许多新思想。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也得到贵国人民的帮助。日本也可以算作中国近代化的老师。所以，文化总是在交流中、在互相学习中发展起来的。而中国文化因为历史久远，而且在两千多年以前的先秦时代就基本形成完整的体系，所以它在东亚的影响比较大。
中国文化也有一个形成和演进的过程，也是通过多民族文化融合和吸收不同民族的文化元素而逐步形成的。中国史学界对这个过程有不同的看法和分期。2006年中国出版了一部由北京大学袁行霈等四位教授领衔主编的《中华文明史》（四卷本），该书在开篇中就提出：“考察中华文明史，不能脱离世界文明的大格局。”该书认为，中华文明的演进包含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多民族的融合、对外来文明的吸收、雅与俗的互动、以复古为革新等方面。据考古资料证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不只是黄河流域，还包括长江流域。而且中华文明不仅包括居于黄河、长江流域的农耕文明，也包括若干以游牧为主的少数民族文明。中华文明是多元的，在演进过程中，不是互相灭绝，而是互相整合。多元一体的格局最晚在西周[37]就建立起来了。该书指出，在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有两方面值得特别注意：首先是民族的融合，其次是对外来文化的吸收。[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