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这句话，我在一个学生身上领悟得比较透彻。
1958年秋天，全国轰轰烈烈大炼钢铁，学校也不例外。我所在的中学里，操场上小平炉林立，师生们彻夜奋战，欲夺取“大跃进”胜利。一天清晨我忽然发现会议室里睡着一位女学生。第一天没有在意，以为是因为炼钢炼得太晚了，无法回家。可是一连几天这个女孩子都没有回家，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问她为什么不回家，她回答说不愿意回家，再三劝说教育都不愿意回家。
顾明远先生为中国教育学会实验幼儿园题词
经过调查了解才知道，她是一位领导同志的孩子，生于革命战争的艰苦年代，出生后就被寄养在老百姓家里，1949年后才被接回家，因此与父母在思想感情上有一些距离。再加上母亲要求过严，据说姥姥还有点重男轻女的思想，对待她和对待她的哥哥不一样，孩子觉得缺乏家庭温暖，因此拒绝回家。经过再三的思想工作都无效，我们只好把她安排在宿舍里。之后我曾经多次和她母亲联系，劝她多给孩子一些温暖，有了感情才能对她提出要求。但是，她的父母却觉得学校对她的要求不严，因而使她的思想不稳定，学习成绩欠佳。我们在教育思想上发生了分歧，后来他们甚至认为学校的态度是没有阶级观点的“母爱”的表现，差一点在批评“母爱”时把我也捎进去。
“母爱教育”在1963年受到了严厉批判。批判的起因是1963年5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斯霞和孩子》一文，强**师要以“爱心”爱“童心”，儿童“不但需要老师的爱，还需要母爱”，教师“像一个辛勤的园丁”，“给我们的幼苗带来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雨露”。可是，几个月后，教育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母爱教育”的讨论和批判，斯霞的名字也顿时成为舆论的焦点。当时批判之深入和广泛是空前的，几乎动员了教育界的所有理论工作者，除各大报刊外，《人民教育》在同期刊物上发表了《我们必须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划清界限》《从用“爱心”爱“童心”说起》和《谁说教育战线无战事？》三篇文章。这组文章以讨论“母爱教育”为题，认为所谓“母爱教育”就是资产阶级教育家早就提倡过的“爱的教育”，说它涉及教育有没有阶级性、要不要无产阶级方向、要不要对孩子进行阶级教育、要不要在孩子思想上打下阶级烙印这些问题。随后，围绕着这些问题，教育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母爱教育”的讨论和批判。当时中宣部一位领导就说，母爱教育在全国影响很坏，一定要批判，我的孩子在学校里就接受这种教育。他说的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女学生那件事。当时因为我只是一名青年教师，既不是名师，又没有发表文章，所以没有被点名，也就不为人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