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以后大家都感到教育的重要性、科学研究的重要性。197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于光远同志特别重视教育。在一次教育座谈会上他提出，教育不完全是上层建筑。一石激起千层浪，教育本质属性的讨论就此开始。于光远同志以及社科院哲学所的陈元晖研究员在1978年开过多次座谈会，在一次座谈会上我就提议应该建立教育科学研究所和教育学会。我说，我国养猪有畜牧研究所，香烟有烟草研究所，钓鱼有钓鱼协会，为什么教育就没有教育研究所，就没有教育学会？应该呼吁成立中国教育学会。陈元晖认为我的呼吁很重要，于是让我在1978年秋天在公安部礼堂召开的一次有上千人参加的教育工作者大会上发言，我的观点获得与会同人的赞同。同时教育部在董纯才同志的带领下，也在奔走呼吁恢复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成立中国教育学会。终于在1978年7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恢复，并经邓小平同志批准，在1979年4月第一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期间成立了中国教育学会，由董纯才担任会长，杨秀峰、成仿吾、陈鹤琴任名誉会长，可能因为我曾积极呼吁成立教育学会，也因为我当时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系主任，我被选为常务理事，是常务理事会中最年轻的一名。我校参加常务理事的还有王焕勋教授。1983年换届，因为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王于畊同志进入中国教育学会任副会长，我就被选入新成立的高等教育学会理事会，但仍然在中国教育学会担任学术委员会委员，在张承先会长的领导下开展学会的学术活动。
1987年和1991年的第三、第四届理事会上，我都当选为学会的副会长。2000年第五届理事会后任会长。在2000年理事会换届的两年前，会长张承先就提议让我担任会长，但我一直没有答应。我列举了一些理由：第一，我没有董纯才、张承先两位会长的威望，中国教育学会是中国教育界最大的民间学术团体，只有董纯才、张承先这样有威望的老教育家才能担任会长的职务；第二，我在学术上也缺乏威望，在我同辈学者中，在学术上比我有成就的也有的是，我担任会长会有失学术界的期望；第三，我没有在教育部担任过任何职务，与部里领导极少接触，不容易更好地获得部里领导的帮助。承先同志认为，我说的有一定道理。因此就决定再物色其他人选。可是经过两年的酝酿，比较合适的人选都有其他职务，承先同志又把目光集中在我身上，经过承先同志的劝说，陈至立部长认可并说：“有事可以找我嘛！”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也只好接受下来。我想，只要依靠教育部领导，同时团结理事会和广大会员，总能把工作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