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渭川先生是我的老师。1949年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那时还叫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董先生是校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学院的院长。说实在的，当时所以报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也因为听说北师大教育系有一批像董先生那样的民主教授。入学以后的第一年董先生就给我们讲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使我第一次接触到教育理论。记得当时他分析教育方针与教育政策的联系与区别，介绍当时新中国的教育方针是为生产服务，向工农开门。
先生早年用一年时间考察过欧洲的教育，回来后出版了《欧游印象记》。我们读了都觉得很新鲜。这本书为我国早期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可惜我在二年级结束以后就离开北京师范大学到苏联莫斯科留学去了。五年后回来，董先生已经担任我校副教务长兼教育实习委员会副主任，不直接讲授教育学了。但他的教学单位是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我分配到教育学教研室当助教，所以有机会听到先生的教诲。而且每周三下午的政治学习以教研室为单位，所以总是在一起讨论学习各种问题。
董先生为我校学生的教育实习规范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和苏联专家一起制订了教育实习的方案，对教育实习的目的、内容、要求、规则，指导学校、指导教师的要求、职责等都做了详细规定。他还多次撰文论述了师范生教育实习的必要性。1954年教育部颁发的师范学院和师范专科学校的两种教育实习暂行大纲就是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实习的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这些方案和要求至今仍为师范院校学生教育实习所应用。
董先生不仅是教育理论家，也是教育实践家、社会活动家。早年致力于民众教育工作，进行普及教育实验，对社会教育有深入的研究，提出教育大众化、教育社会化、教育生活化、教育民主化的教育主张。他强调学习教育理论要联系教育实际，强调师范生进行教育实习的重要性。他还提出师范院校要“面向中学”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师范大学引起了一场争论。师范院校是向“综合大学看齐”还是“面向中学”，后来演绎到师范院校的学术性和师范性的争论，至今尚未停息。其实董先生是在论述师范生要不要进行教育实习的问题。但争论的双方都是从一个侧面来谈问题，所以总也谈不到一起。董先生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认为实习可以论证理论，深化理论的实践性，有利于培养新型人民教师的全面性。这个观点至今也还是应该坚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