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上海“一期课改”启动。在这一轮课程改革中，上海获得独立编撰教材的权力。而在近30年教材编写历史上影响颇大的“海派”历史教科书由此开始，其中最有特点的部分是高中一、二年级的教材——一部中外历史合编的近代历史教材。
1989年年底，上海市教育局有关领导找到了沈起炜和林丙义，请他们分别担任上海未来高中历史教材的主编与常务副主编。随后，孔繁刚、傅聚文等另外几位中学历史教育工作者也进入了编写组。参加此次历史教材编写的教师，全部都有中学历史教学的背景。不但有在职的中学历史教师和资深历史教研员参加编写，而且作为教材主编与常务副主编的沈起炜和林丙义也都曾经在中学教学中工作过相当长的时间。
正值改革开放的此时是思想极其活跃的时期。知识界尤其流行中国与世界的比较，通常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对中国的前途命运进行思考。当时的一位历史学者曾写道：“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在东方、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这恰恰是中国跨入近代的总的历史环境或世界背景。如果离开这个背景来考虑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问题，那末我们对于当时中国历史处境的认识，将不超过道光皇帝之流的清代统治者的水平。”[1]编写组的成员对此颇有共鸣，在商讨编写方案时几乎一拍即合：进行中外合编，而且要在教材中呼应改革开放这一时代的最强音。孔繁刚回忆说，他们是要让学生：
“学习中国历史，懂得改革的必要性；学习世界历史，懂得改革的方向。”[2]
此前宗震益先生以个人名义尝试编写的中外合编教材是一回事，但是真正把这种形式运用于正式出版教科书的编写则是另一回事。就此前四十年的历史来说，可算是“史无前例”，甚至是相当大胆。可作为教材编写框架参照样本的，只有吴于廑主编采用中外历史合编撰写的高等学校教材《世界历史·近代史编》，而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rianos，L.S.）的畅销史著《全球通史》则尚未在国内出版。编写组要在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上“吃螃蟹”，就只好用吴于廑先生的这本书做“挡箭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