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教师教育，也像中国近现代社会和教育一样，是在一种被迫的状态下被动的产生和发展起来的。1840年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封闭的大门，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不得不采用“西学”，以图达到对内镇压异己反抗、对外抵御外强瓜分的目的。1861年12月，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军械所，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开场。1862年8月24日，京师同文馆开办。这一年是同治元年，实为“同光新政”的开端，也称“洋务新政”。然而，甲午一役，彻底粉碎了洋务之梦。1895年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以此为契机，士大夫们逐渐认识到西方现代教育的本质，对洋务教育进行了深刻的检讨。1896年，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请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呼吁推行西方学制。而梁启超则是宣传师范教育作用不遗余力的教育理论家。也是在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等文章。涉及教育的，有《学校总论》《论科举》《论教师》《论女学》《论幼学》《学校余论》等篇。他曾慨叹发展近代学校受制于师资，“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基于此，他大力提倡开办师范学校，认为师范学校为“群学之基”，各级学校离开此基，均无从谈起。他说：“故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所以，他认为，维新变法“其无遽立大学堂而已，其必自小学堂始”。而要设小学，必须“辅之以师范学堂”。此可谓中国教师教育议论之发端。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遂有中国教师教育之萌芽。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二月，大理寺少卿盛宣怀获准在上海创设南洋公学。1897年4月8日开学，先设师范院，招生40名。南洋公学师范院的设置，表征着中国教师教育迈出了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