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70年。这个年代出生的人，接受理想化的东西多一点，因此到现在，我都是理想主义者，甚至理想得有些过了头，成了幻想。这就有了工作和生活中的许多痛苦，有了性格命运中的悲剧因素。
读初中，开始我有作品在报纸杂志发表。拿到稿费对于贫寒的家庭来说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这时候我便有了人生的志愿——当作家。父亲不反对我拿稿费但反对我当作家。反对的原因是“文革”给他留下了惨痛的回忆，而我只踩到了一点尾巴，没有蛇咬的经历；反对的后果是高中毕业我进了师范，用父亲的话说：“现在可以吃安稳饭了。”
工作三年后，我还是以“借调”的方式去了市文化局任创作员。在文化圈里我是如鱼得水。当我成为作协会员并有幸向陆文夫、范小青等知名作家当面讨教的时候，我有一种类似于在那艘著名的沉船船头“飞”的感觉。
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正当风动我帆、水扬我心的时候，一份《莫让优秀青年教师流失》的政协提案把我以行政命令的形式急招回课堂。面对曾经的出发点和眼前的停泊地，把钢笔换回粉笔的我有一种“迷不知吾所如”的感觉。而恰在这个时候，一位裤管挽得高高的农民，给了我睿者的指引。
那是一个细雨的午后，这位农民父亲打着土布的雨伞来找他的孩子。这是一堂寻常的语文课，课开始仅有五分钟。我说：“有什么急事，你把孩子叫走吧。”那位父亲连连摇头“这怎么可以？这可是语文课！让他听完这堂课我再带他走”。于是，这堂课有了一位特殊的听众——一位打着土布雨伞站在教室外边滴雨檐下的父亲。于是，这堂课我上得特别投入，就像一位高超的琴师，在五十多名学生的心弦上拨弄了一曲……
从此，我踏进课堂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堂课是我也是学生乃至学生家长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我和我的学生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应当为这堂课的平庸苍白而惭愧，也不应当为这堂课的碌碌无为而悔恨。从此，我走下讲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今天这堂课，学生收获了没有，我收获了没有；课的哪一个环节处理得特棒，哪一个环节还有待提高？从此，我尘封起我的作家梦，把人生航向修正为做一个特立而不独行的语文教师，记住学生，并让学生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