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各不相同,遭遇殊异:有的一帆风顺,有的命运坎坷;有的先甘后苦,有的苦尽甘来……
刚解放不久,1950年3月,13岁的我就以初中一年级学生的身份参加了解放军。因为有初中半年的文化水平,还居然在部队当上了“文化教员”,为战士“扫盲”。也许是那些朴实憨厚的战士对文化的特别热情感染了我,使我对循循善诱、开启心智的教师职业,开始萌发了爱慕之心。缘分让我和“教育”走到一起,以至转业后毫不犹豫地向地方政府提出了要当农村教师的要求。以后又有机会离职轮训,在两年制初级师范学习。这便成了我一生中的最高学历,从此,再也与上学无缘。
然而,在弱势的生命中,往往会蕴含着强势的血脉。初师(相当于初中)两年的学历是“穷”,但“穷则思变”;农村教师的生涯是“土”,却“土能生勤”。这便是我生命的亮点。我醉心于语文教学。正是自感知识的贫乏和教学的需要,便在公私兼有的动机驱赶下,硬啃了《中国文学史》等自认为是大学课程的10余门学科。在初师轮训期间,以全部寒暑假留校为代价,在一位青年政治老师的指导下,系统地自学了3部哲学著作。虽然命运可能常常走错房间,但我庆幸自己歪打正着,较早地选准了自学方向。今天看来我对生命的开发,是作了一个正确的、从实际出发的“成本预算”的。然而,时代的恩赐带着一丝苦涩;没有进校深造的机遇固然促成了我对自学的浓厚兴趣,而刻苦自学、潜心教学的爱好又给我带来厄运。在极“左”思潮下,“业务挂帅”“白专道路”的种种罪名就像噩梦一样伴随着我。那种境况,不仅有生理上的重压,更有心理上的超载。但冰心说得好:“在快乐中我们要感谢生命,在痛苦中我们也要感谢生命。”“石压笋斜出,悬崖花倒生”,在艰难困苦中我逐渐有了长进,开始为县内外执教公开课,写写小文章,“知名度”也与岁月俱增,在朦胧中我似乎享受到了在家长、学生、同行的心目中当一个名教师的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