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梦龙
一次对比教学实验
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的观点，它的酝酿过程起始于一次对比教学的实验。从教育科研的常规看，这次实验并不合乎规范，实验的结果也没有精确的量化分析，但从实验引出的几点思考却是值得重视的。在语文这种涉及人的文化、精神、情感领域的学科的研究中，我更倾向于用思辨的方法。我的实验很简单：在条件相等的两个班级中分别用不同的方法教同一篇课文——《一件小事》，以观察其不同结果。
A班（实验班）：采用由学生自读、思考、讨论，老师只做重点指导的教法。先布置自读，要求学生按课文后“思考和练习”所提示的几个方面理解课文，并提出疑难问题。然后由老师把问题综合起来，集中到同学提出的一个问题上：“文章里的‘我’是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剥削者？”这个问题既是理解课文的难点所在，也是一个可以带动整篇文章阅读的关键问题。学生立即在讨论中形成了对立的两派，有的认为“是”，有的认为“不是”，争论不决。教师不忙于下结论，而是布置学生进一步细读课文，尽可能从文章里找出可以支持自己观点的根据，然后以“谈谈《一件小事》中的‘我’”为题写一篇发言稿，准备在课堂上针对不同意见进行辩论。经过一场热烈的争辩，“不是派”终于从课文中找出了充分的根据，证明了“我”是一个有爱国心和正义感、又能时时“熬了苦痛”解剖自己并向劳动人民学习的进步知识分子。最后我布置学生根据讨论中对“我”的认识，修改自己的发言，我只是在学生争论不决的关键时刻，提出一些启发性的问题供学生思考。如对“我”“抓出一大把铜圆”的评价，有的学生说这是有钱人对穷人的一种“施舍”行为，有的同学则认为这是“我”被车夫精神感动的结果，每发表一个意见都要以课文为依据。最后，学生从进一步阅读课文得到结论：从上文看，“我因为生计关系，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说明“我”并非有钱人，况且“我”“抓出”的也不过是“一大把铜圆”而已；而“抓”的时候，“我”是“没有思索”的，说明这是“我”受了车夫的感动以后情不自禁地做出的一种反应。从下文看，“我”又为这“一大把铜圆”而深深自责：“这一大把铜圆又是什么意思？奖他么？我还能裁判车夫么？”这又说明了“我”自觉没有权利“裁判”一个在精神上比自己高大的人，因而深感不安，这就充分表现了“我”严于解剖自己的思想品质。整个教学过程共用了四个课时，没有做课后的练习，但完成了一篇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