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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论:由强塞“公话”到张扬“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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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引一位中国留学生的两段经历:

20世纪80年代初,我到山海关一游,听到一对母子对话。那男孩约八九岁,母亲问:“那长城,好看吗?”“好看。”孩子敷衍地说,一面琢磨着如何突出母亲手臂的包围。“别动!好好看!想想你该怎么描写眼前的风景。想一想长城像什么?好好想想!”孩子呆呆望着前方说不出话。“好好想想,像什么?”母亲循循善诱,目光中流露出无限柔情与期待。过了好久,孩子只能嗫嚅着说:“像……像……”“你看,”母亲无奈只得给出标准答案,“像不像一条蜿蜒的巨龙?多雄伟!多有气势!”

我只觉得一阵反胃,想起了幼年鲁迅进城游玩前被父亲勒令背书的事。八九岁的孩子,知道什么叫“蜿蜒”“气势”?真要说得好听,为什么不教“夭矫”这个谁也弄不明白的词呢?就是那母亲自己,又何曾见过什么“巨龙”?然而我知道,那孩子过后不写游记则已,要写必然有这么一个“点睛之笔”。而且就是这句话,外加若干“祖国大好河山”“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的话,注定了他的文章要在学校里夺个头筹,弄好了说不定还能选到《中国少年报》上去。我自己不就是这么过来的吗?当年路过麦田,一定充满“丰收的喜悦”;到古寺随喜,必然震撼于塑像的“栩栩如生”、感佩于“古代劳动人民巧夺天工的聪明才智”;见到三春景色,马上想到“祖国的锦绣河山”与“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如此干了几十年,等到后来见到尼亚加拉大瀑布只能哑然,因为自己那无所不包的假话库中竟然找不到一句合适的。

一位亲戚让我辅导她孩子学英语,孩子的一篇作文引起了我的注意。文章中歌颂了家乡的美丽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表达了他对家乡的热爱。我说:“不错。可怎么这么面熟?是否从《中国日报》上抄来的?”“不!全是我自己写的!”他委屈地嚷。“这真是你的感想吗?”“你想听真话?”他看看母亲,欲言又止。我说:“没关系,咱们随便聊聊,看你能否用英语讲一下。”他开始讲。他不喜欢自己的家乡,这儿污染严重,文化经济落后,人们的信息闭塞,观念陈旧。他盼望早日离开家,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见世面。“讲得真不错。”我由衷地夸奖,并把他的话翻给他母亲听。“可你为何不在作文里这么写呢?”“可我只是这么想的,不是作文啊!”“自己想什么就写什么,这才是真的作文!”“是吗?”他满脸困惑,再次强调:“可这是作文啊!能想什么就写什么吗?这么做我不会及格的!”“没错,外国孩子就是这么写的。”孩子不言语了,惶惑地看着母亲。母亲一言不发,满是笑容的脸拉了下来。我的辅导只得草草收场。我离开时,听到孩子的母亲小声而焦灼地叮嘱:“别听你大伯的!他出国时间太长,忘了中国的国情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