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多样化和多元化发展是总体趋势。这种多样化和多元化在带给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的同时，也增加了我们在社会生活中认识事物以及处理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就《教育学》教材的编写而言，当下与过往就不可同日而语。
20世纪初，我国早期的教育学先贤如王国维、缪文功、张继煦、金祝华、季新益、侯鸿鉴、秦敏均、蒋维乔、吴馨、周维城、林壬、张敏聪、张子和、刘以钟、彭清鹏、宋嘉钊、张沂等编写出版的《教育学》，目标明确、对象单一，主要是解决“我国当年由旧时私塾的个别教学转变为班级上课，塾师多未知如何应对”[1]之问题，对象主要是师范学堂的学生，内容主要是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1919年，杜威先生应北京大学、江苏省教育会等五单位之邀访华，开展了“长达两年又两个多月之久、足迹遍布13个省市的教学”[2]，实验主义教育学大行其道，但这并没有完全取代赫尔巴特教育学而形成一家独大的格局，加上一段时期以来班级授课制在中国实践积累的经验，因而，这一时期编写出版的《教育学》，在内容选择和架构上就有了更多的取向和考量。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界迅速掀起学习苏联凯洛夫《教育学》的**，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为“教育学”研究和《教育学》教材编写提出了新的目标，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学与中国教育实践相结合。由于这一目标要求甚高，当时除人民教育出版社公开出版的中师《教育学》有较大影响外，其余《教育学》要么是公开出版但影响力有限，要么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没有公开出版发行。
通过对“教育学”在中国发展的上述梳理，十分明显地折射出《教育学》编写的难度在随两个维度递进：一是时间推移，二是空间扩展。也就是说，时间推移到21世纪，空间扩展到终身学习的每一个人，《教育学》编写的难度有多高无法言表。就我们主编的这本《教育学基础》教材来讲，它在编写之前就有明确的“出生证”：教师教育课程标准配套教材，全国教师资格证书考试通用教材。尽管教材编写的指向明确，但教材编写的难度依然极高、问题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