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教育家多，教育学家少。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小学教师，只要做到相当出名的时候，往往就被称之为“教育家”，因此我们看到许许多多校长以及各学科的著名教授都成为“教育家”。另一方面，全国从事教育研究的人很多，教育学界做出成就的学者也不少，但是却很少人成为“教育学家”。
与有的学科经常称某位学者为“某某学家”不同，中国教育学界很少称中青年学者为“教育学家”，即使是上了年纪的教育学专家，也较少被称之为教育学家。在教育学界，一般都只称“教育学者”，似乎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使用“教育学家”的头衔是很慎重的。我觉得教育学界这个传统还是好的，即比较严格，中国教育学大概是最少称“学家”的学科之一。因此，这次被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选入《当代中国教育学家文库》，便感到难能可贵。
成名不易，成家更难。从高标准来说，成为某某“学家”应该要能够“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要开宗立派，或者其学术要有独门的贡献，自成体系。做学问贵在自成体系，因为注重体系、有宏大构思，所做的每一项工作都构成总体目标的一部分，就像由众多石块垒成高大的金字塔一样。而没有总体计划所进行的研究，最终的结果就如一堆乱石，或者只建成许多平凡的建筑，形不成巍峨的大厦。自1984年硕士毕业到厦门大学高教研究所任教以来，我在教育学界已经行走了32年，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科举、高考与高等教育三个领域。特别是提出并推动形成了科举学这一专学，并为理性认识高考制度、稳步推进高考改革出谋划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从一个“善鼓瑟而立于竽门者”，到被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教育学重要同行所认可和接纳，令人欣慰。只是我有自知之明，自己离真正成“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