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在20世纪20年代所做的人类学研究，他对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肯尼亚和乌干达以及对新墨西哥州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Pueblo Indians）的访问，其意义远非理智的游历可比。这些研究是他想要达到无意识自我实现这种需要的一部分，它们使他和他所谓两百万岁的内心世界建立了联系。在谈到他对北部非洲的访问时，他写道：“就像童年时代的记忆可能会突然以如此生动的情绪占据意识，以致我们觉得已经完全穿越，回到了原始的情境之中那样，那些表面看来不相容的和完全不同的阿拉伯世界的周围环境也会唤醒一种原型的记忆，它是我们对非常熟悉的史前过去的原型记忆，对此我们显然已经完全忘记了。我们现在记住的是已经被文明社会畸形发展了的生活潜能，但这种潜能在某些地方却仍然存在。”[1]遗憾的是，自荣格访问它们以来，许多仍然存在这些潜能生活的地方已经缩小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致保留下来的只有少数弥足珍贵的地方了。
在1914年和1918年之间，荣格与其无意识进行抗争，在此期间进入原型领域之后，他在20世纪20年代寻求从外部印证他的内部研究倾向，客观清楚地显示史前时期层层累积起来的集体经验和潜能。“在我的无意识之中，我想要发现我的人格的那一部分，但它却在我是一个欧洲人这种影响和压力下已变得不可见了。”[2]
除了对这些古老的人类生活模式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深刻洞见之外，这些游历活动还给他提供了一种立场，使他能够站在这个立场上对西方文明采取一种比较客观的看法。这种立场进一步证实了他的这种印象，即欧洲人已经变得与他们自己的人性疏远了。因为他们的理性主义取胜是以牺牲其生命力为代价的，因此，欧洲人的那种比较原始的本性便被“宣判为是一种或多或少有点隐秘的存在”。荣格的游历使他深刻地觉察到，他和他所遇见的人们之间有一种血亲关系（consanguinity）◎这里的血亲关系实际上指的是以人类共同具有的祖先为特征的原型意义上的关系。，他开始相信，欧洲人之所以鄙视原始民族，目的是进行自我防御，不愿意承认相比之下他们在精神上是多么贫困，多么缺乏动物的生命活力。他写道：“知识并没有使我们富裕起来，它使我们因为出生而越来越远离神话的世界，在这个神话世界里我们曾经像在家里一样舒适自在。”[3]